1973年1月26日20时30分,湖南省地质局(位于长沙)保卫科接到地质局的机要员唐友生的报告称:“今晚8时左右,我骑自行车从省计委领机要文件回来,途经文艺路附属医院(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右侧偏僻处,被三个推自行车的男青年打倒在地,在搏斗中,我的衣服和裤子的口袋被撕烂,被抢走上海牌十七钻全钢手表一块,现金20元。罪犯作案后骑车逃跑,我从地上爬起来追了二十多步没追上,再返回原地骑车继续追至文艺路路口,看见罪犯骑车往韶山路方向跑,但因为距离太远,没法再追。
保卫科在20时55分将情况上报给长沙市公安局,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此案显然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当街拦路抢劫案。因此市局刑侦处接报后极为重视,立即会同东区人保组、附属医院派出所以及湖南省地质局保卫科组织二十余人组成专案组对此案进行调查。
专案组根据唐友生的叙述,对他骑车经过的东区的文艺路、韭菜园、都正街、东站路,南区的南大路和北区的清水塘等六个派出所的辖区,以及现场附近的二十六个厂矿企业单位做了大范围的摸底。根据唐友生对歹徒形象和穿着的描述一共排摸出40多名有过拦路抢劫前科,平日里习惯骑自行车的青年男性嫌疑对象,但经过核实这些人在案发当时都有十分过硬的不在现场证明,全部排除嫌疑,案件的排查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按照刑侦学的一般规律,如果根据报案人的描述进行的排查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有较大原因是报案人因为过度紧张产生了描述失真失实的情况,有可能就报案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没说实话。而此时现场勘查和物证检查的结果也表明,唐友生对自身遭到抢劫的过程的叙述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情况:
首先,唐友生的衣服上的四个口袋、裤子上的两个口袋虽然都被撕破。但是经技术检查,六个破口都是由外向内、由下向上形成,上衣口袋里面的破口长,外面的破口短,而其余四个口袋的则是里面的破口短,外面的破口长。更重要的是,技术鉴定的根据结果得出:这六个口袋的撕破均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多次形成的,这不符合他人抢劫作案的规律。
其次,案发当时天正下着雨,现场地面尽是泥水,唐友生声称和抢劫的犯罪分子发生了搏斗并滚倒在地,他衣服上留下的大量泥巴痕迹也确实证明他倒地过。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唐友生的衣裤上的泥巴虽然很多,但分布不均,上衣左侧泥多,右侧少;裤子右腿侧泥多,左侧却很少,而其头部甚至干净得连个泥点都没有。这不符合与他人在泥水中抱摔打滚并搏斗的特点,不像是被他人打倒或者搏斗摔倒的样子,倒是比较符合自行卧倒形成的状态。
其三,现场勘查时未曾发现搏斗过的迹象,在给唐友生检查身体的时候也未曾发现任何搏斗形成的新伤,这与唐友生自称和歹徒发生激烈搏斗并被歹徒打倒的叙述完全不符合。
其四,唐友生声称三名歹徒作案后骑自行车逃跑,他从地上起身徒步追了二十多步,又返回骑着自行车继续追到文艺路路口,看见歹徒骑车逃往韶山路方向。这一叙述经专案组反复试验断定不有几率发生,就算唐友生骑车骑得再快,只要返回现场取自行车这么一耽搁,再追到文艺路路口时是断然不会看到歹徒的逃跑方向,除非歹徒逃跑的时候是以“龟速”在骑车。而且,唐友生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奔跑,但是他的鞋子除了鞋底和脚后跟部位外却没有沾上哪怕一点泥水,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无论如何都不有几率发生的。
其五,唐友生自称罪犯作案时一人抓住他的右手,用双脚夹住他的脑袋;一人按住他左边的身体;另一个人撕他的口袋,细节叙述得十分清楚明晰,甚至连用哪只手抓他哪个部位,以及翻找他的挎包时里面纸张发出的响声他都描述得头头是道。这完全不符合被抢劫者在遭遇抢劫时的心理健康状态,简直太冷静了。专案组找了个心思缜密的侦查员来模拟唐友生被抢的过程,结果反复试验模拟,这名侦查员也没办法做到唐友生这样事无巨细地将被抢过程描述清楚。拥有预先心理建设的人尚且如此,突然遭遇抢劫且毫无思想准备的人就更不可能将抢劫过程和细节记得如此清楚。
最后,当晚的气温很低,但唐友生当天出发前却故意将棉衣脱在值班室,只穿毛衣骑车出门,同事反映唐友生作为机要员向来仔细严谨,之前从来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出发前都要检查完自己的穿着,确认完自己的行头这才出门。
至此,专案组认为唐友生在案发当天有明显故意伪造现场、谎报假案的可能。为了查明唐友生报假案的动机,专案组在加强对唐友生社会面关系调查的同时,请湖南省地质局党委启动对唐友生个人的调查。
不过,地质局党委的调查的最终结果却令专案组失望:“唐友生同志一贯忠诚老实,表现积极可靠,没有作案的思想基础,故党委一致认为唐友生同志本人不可能报假案。”
在对唐友生的社会关系调查中专案组有如下发现:唐友生有个在省地质局医院当护士的“对象”简某某,唐友生在当年春节期间在简某某家住了四天,但却没有按照机要条例的规定向地质局机要室进行报备,证明唐友生有欺骗组织的行为。
1、唐友生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腐朽思想,道德品质败坏,在部队服役时以及转业到地质局工作期间先后和两名女青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4、唐友生的“对象”简某某被查出有三个月的身孕,因此,生米煮成熟饭的唐友生准备和简某某结婚,所以最近花销很大,用钱的地方很多,个人经济情况较为紧张。
以上四条证实唐友生有报假案骗取组织补助的思想基础(当时地质局对于遭遇抢劫并于歹徒发生搏斗的员工,不管结果如何,组织上都会给予一笔补助)。
然而,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湖南省地质局党委依然想“护犊子”,对唐友生仅仅给予调离工作的“薄惩”,还批准他和简某某成婚。这种等于不处置的处置遭到省计委、人保组和公安局的反对。在撇开地质局后,专案组经省革委会、省人保组和省计委的批准,于4月13日正式对唐友生进行正面审查。
眼看自己编织的谎言已经漏洞百出,唐友生不得不交代自己报假案试图骗取组织补助的犯罪事实。
唐友生自从和简某某搞对象并发现简某某怀孕后花钱变多,经济情况变差,出现不少亏欠。而且春节将近,要送礼请客,不送礼担心影响与同事们的关系,尤其是担心影响和简某某一家人的关系,但向组织要钱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想到当时社会治安不好,“抢军帽”的事件屡屡发生(当时为了抢一顶军人的军帽甚至会动刀子出人命),自己是出身,正好属于“被抢高危人群”,于是就起了报假案,谎称自己被抢,骗取组织补助、解决经济困难的念头并在1973年1月26日付诸实施。他感觉自己出身好,又是党员,在单位里人缘好,领导信任(不信任也不可能让他当机要员),群众评价也不错,出了事公安局也不会怀疑到自己头上。
根据唐友生的交代,专案组在一块被剖开并挖空内部的肥皂里起获了唐友生声称被“抢”的那块上海牌十七钻全钢手表。
至此,本案真相大白,唐友生因报假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时判处三年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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